刘询(刘询是明君吗)

刘询和刘秀什么关系？

西汉的巅峰，确在汉宣帝时期。

文景之治时，大汉与民休息，人民安居乐业，但汉国力未盛，尚需对匈奴虚与委蛇。

汉武帝雄才大略，开疆拓土，威名赫赫，但“海内户口减半”，武帝不得不“轮台罪己”以安抚人心。

唯独在汉宣帝时期，大汉可谓是“民富国强”。对内，皇权集中，人民安定，对外，匈奴降服、西域平定、西羌平定，国势鼎盛。

然而，这位鼎盛之主在历史上的知名度，则远不及汉武帝，甚至不及文帝、景帝。

其中原因，正是那句：善战者无赫赫之功。

汉宣帝总是能抓住事情的规律，所以能“看起来毫不费力”地解决各种问题，将国家带入鼎盛。

其中智慧，值得后人学习。

曲突徙薪：夺回大权汉宣帝的开局是很不理想的。

他本是汉武帝废太子刘据的废太子，刘据遇害时，他多次险些遇险，幸有丙吉仗义相救，才保得一条性命。

后来，汉昭帝20岁就去世了，而昌邑王又仅仅干了27天就被废黜，刘询才被请出来继承了大统。

此时，霍光大权在握，而生长于民间的汉宣帝并没有足够的政治威望和政治资源。

如果不能把大权夺回，后面任何作为都会是奢望。用汉宣帝的话说，霍光在，他“若有芒刺在背”。

汉宣帝夺回大权的过程，没有什么惊心动魄，看起来几乎毫无惊心动魄的故事。

汉宣帝夺回权力的策略是：曲突徙薪。

其原理是：先把直直的烟囱弄弯，再把附近的柴火放远一点，这样就可以避免发生火灾了。然后，再慢慢收拾局面。

说大白话，就是避免与霍光直接冲突。霍光虽然权势熏天，但豪华奢侈，骄横无忌，百姓侧目，必然引起人们的忌恨，翻不了天。汉宣帝只要多加防范，积攒实力，等到时机成熟时，再“装修”一下，就可以既夺回大权，又避免政局动荡了。反之，如果过早与霍光正面冲突，搞不好会落得跟昌邑王一样的下场。

因此，汉宣帝登基之初，一面对霍光隐忍，甚至娶其女儿为妻，一面又留意京城官员任免与权力格局的变化，并不动声色地培植自己的力量。

一方面，汉宣帝以丙吉、魏相等人为其心腹。

另一方面，汉宣帝又暗中在“霍光党羽”中寻找支持。

其中，最关键的一步棋是：拉拢张安世。

张安世，是武帝时期著名“酷吏”张汤之子，因被霍光器重而步步高升，算是公认的“霍光党羽”。然而，宣帝察其忠义之心，多加争取，决心以其为夺回大权的关键棋子。

霍光去世后，汉宣帝才开始“装修”。

宣帝立即以张安世为大司马、车骑将军，领尚书事，又以张安世的儿子张延寿为光禄勋，领宿卫，实际上就是以张安世父子取代了霍光之子霍禹等人的职务。

当然，如果只是换一个人来掌兵，那也是没有什么用的，汉宣帝可没这么无聊。

上述动作，只是为了分化霍家集团，暂时稳定权力格局，为接下来的“曲突徙薪”创造条件。

接着，汉宣帝开始正式“装修”。

霍光一党之所以掌握权力，根子在汉武帝时期的改革上。汉武帝为了加强皇室的集权，以内庭的力量压制朝臣的力量。霍光也长期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辅政名义掌领皇帝的“秘书处”，使外面的宰相无法参与政务，从而长期掌握大权的。

因此，宣帝恢复旧制。以御史中丞透过御史大夫，达到宰相，使内庭与外朝声气相通，从而使大司马大将军再没有权重了。

在此基础上，宣帝以丙吉、魏相等人组成了新的中枢。

如此，烟囱由“直”改为“曲”了。

而霍光的子弟，则明升暗降，并分散其任职地点。由此，“徙薪”成功，霍家的权力迅速被削弱了。

经过“曲突徙薪”，胡越兵团、御林军及警卫部队中担任指挥官的霍家人，全部移职，改为许家人（许皇后家人）及史（宣帝祖母家）子弟担任，牢牢掌握兵权。

此后，霍光的子弟犯事，但却已毫无抵抗之力，被轻易铲除了。

由此，汉宣帝几乎没有经过什么危险，就完成了夺回权力的任务。

波澜不惊，自然没有康熙除鳌拜一般精彩，但却稳稳当当，这就是汉宣帝的风格。

不大刀阔斧，却务实、稳重的治政汉宣帝治政，看起来也少了许多大刀阔斧之事，不过，却务实、稳重。

“丙吉问牛”，就是宣帝君臣治国风格的代表。

宰相丙吉在路上，见有人打群架，还出了人命，他不闻不问，直接走了。随后，见有一头牛跑得气喘吁吁，连忙去问情况。

对此，丙吉的解释是：打群架这样的事情，有下面的相关部门负责，但牛在这个时候出现异常，可能是天气异常的表现，有可能会影响农业生产，要特别注意。

这就是宣帝君臣的风格：拒绝“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”的“穷忙”，着眼于把握规律，并顺着规律去做事。不做救火队员，要防火于未然。

防火于未然的效果显然远远好于救火，不过，人们往往更记得奋不顾身的救火，宣帝君臣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事迹也就自然而然了。

宣帝时期，各级官吏分工明确，各司其职，而宰相的“调和阴阳”也绝不是一句空话，虽然不多管事，但却高瞻远瞩，管在点子上，其治政水平极高！

显然，这是一个极有效率的政府班子！

在此基础上，汉宣帝推行了一系列算不上大刀阔斧，却极有意义的改革。

汉宣帝采取了“假郡国贫民田”的政策，给那些少田、失业的贫民配置土地和种子、耕作工具。

当然，宣帝可不只是简单的“宽仁之政”，他又以严刑峻法打击那些不法的豪强。

如此，贫富差距得到控制，国家得以长期保持稳定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：“损有余而补不足”是古代封建王朝维持稳定的政策原则，并非宣帝首创。然而，历代在推行过程中，却往往会出问题。或者是扶贫政策落实不到位，官官相护，贫者益贫，或者是豪强不堪其打击，引发剧烈反抗。

汉宣帝之所以能四平八稳地推行这样的政策，关键在于他做事很有分寸。

在推行扶贫政策时，宣帝严格纠察吏治，确保政策落实到位。

在严刑峻法打击豪强时，宣帝又坚决打击随意安插罪名，一定要确定有罪才治罪！

安抚穷人的政策，关键不是做慈善，而是确保其生产能力。

限制富人的政策，关键不是要非要打击富人这个群体，而是要打击富人的不法。

分寸拿捏到位，社会维持稳定的发展也就自然而然了。

不过，后人多喜欢谈论那些大刀阔斧的改革政策，似乎不太喜欢谈论这种务实、稳重的施政，宣帝能开创盛世却被人谈起不多也就自然而然了。

手术刀一般的打击：击败匈奴在对匈奴的问题上，汉宣帝很少发起荡气回肠的大进攻，他更关注规律，并依规律出手，反而在不显山露水之间取得了更大胜利。

汉武帝时期，多次发起对匈奴的大规模进攻。

匈奴被打怕以后，学乖了，汉军每次北伐，匈奴都避其锋芒，除非条件特别有利（如围攻李陵之战），否则不做正面决战。

因此，武帝后期的几次北伐，耗损极大，但或无功而返或大败而归，效果很差。

汉昭帝时期，吸取汉武帝后期的教训，采取以就地反击为主，辅以中等规模主动出击。

这种方式避免了过度损耗国力，也取得了一些效果，但对匈奴的打击力度明显不够，匈奴反而猖獗起来，甚至再次与大汉争夺西域。

汉宣帝则摸准了匈奴的命脉，以手术刀一般的进攻，彻底打赢了对匈奴的战争。

前72年，匈奴大举进攻大汉在西域的盟友乌孙，汉宣帝组织了对匈奴的大举进攻。

汉宣帝对进攻的部署看起来非常“拙劣”：汉宣帝只是笼统地要求各军“出塞二千里”，并没有进一步指出具体的作战任务，更没有要求各路寻找匈奴主力。而且，汉军选择了在天寒地冻的正月出兵！

这是一个看起来拙劣，但是实际上针对性极强的方针！

匈奴早就学到了应对之法：避战。

然而，匈奴人避战的损失，比输掉主力决战还要大！

正月出兵，在唐代以前这是唯一一次。

然而，由于此时正值初春，草原仍然天寒地冻。汉军条件虽然艰苦，但有准备的草料、粮食，来去自如，而完全依然草原的水草为生的匈奴人就惨了，迁徙的匈奴人马缺乏水草，“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，不可胜数，于是匈奴遂衰耗”。

汉宣帝抓住了匈奴人的规律，做出了一个看起来“拙劣”的部署，取得的战果却比一次严密的主力决战部署更大！

随后，大汉与乌孙，各出少许兵马，连番袭扰匈奴，破坏匈奴人的生产、生活，使匈奴陷入更为困难的境地！

匈奴是以草原霸主的身份统御草原各部族的，如今混到这步田地，自然会引起各部族的强烈反对！

汉宣帝遂一面支持反抗匈奴统治的各部族，一面又分化、瓦解匈奴统治集团。

结果，匈奴陷入五单于纷争混战的混乱之中。

汉宣帝遂开始加强招降纳叛的活动，进一步分裂匈奴统治集团。

前51年，汉军夹道欢迎呼韩邪单于，以“客礼”相待，让呼韩邪单于“位在诸侯王上”，并对其册封，颁发“匈奴单于玺”，以法律形势确立了汉天子与匈奴单于的君臣名分。

最终，汉军在郅支城击破了顽抗的郅支单于，以辉煌的胜利结束了西汉之世对匈奴的战争。

没有那么多荡气回肠的出征，却如手术刀一般的精准操作，因此赢得了最大的胜利，这是真正的高手。

对于更喜欢荡气回肠、血脉喷张英雄事迹的后人来说，宣帝朝的对匈奴作战自然不被常常提起了。

一战定西羌：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西羌是大汉在丝绸之路上另一个难缠的对手。

前61年，汉宣帝令老将赵充国平羌。

根据羌人的规律，赵充国制定的策略是：不急于进攻，着眼于瓦解羌人内部松散的同盟关系。

其间，在朝廷主战派的建议下，汉宣帝多次耐不住性子，要求赵充国抓紧时间进攻。

然而，赵充国每次都据理力争，不遵旨意。

汉宣帝也实事求是，不因违旨而怒，每次都接受了赵充国的意见。

最终，羌人内部瓦解，归附大汉。

此战，不但粉碎了羌人的叛乱，而且，因为汉军留下的仁义之名，使“四夷”敬重大汉，基本上不再为乱。

赵充国平羌的事迹，是古代经典的仁义之战，多次被后世明君贤臣所提起。

不过，少了血脉喷张，自然在民间也缺乏传播了。

定西域：慢工出细活西域虽有数十国，但角力者主要是大汉与匈奴。

因此，如当年汉武帝耗费大量国力进行“天马之战”，远征大宛这样的事情，虽然宣扬了国威，但其实效果极差。

对西域，不应求一战之功，其关键在“稳”，只要能稳步在西域发展，大汉自然愈战愈强。

汉宣帝在西域，就是“慢工出细活”。

汉宣帝即位之初，在西域主要是“屯”与“联”。

一面继续在西域屯田，一面加强与乌孙的盟友关系，并一起夹击匈奴。

随后，汉宣帝又立足于“屯”与“治”。

所谓“屯”，就是驻兵在当地耕地、生活，既解决粮食补给问题，又长期保持稳定西域的力量。

所谓“治”，就是在当地建立行政机构，加强对西域的实际管理，与当地各族人民充分团结。

前68年，郑吉屯田，次年，击破了匈奴的盟友车师，旋即以郑吉为“护鄯善以西南道使者”（西域都护府前身），加强管理。

前60年，日逐王归汉，大汉设西域都护府。

慢工出细活，自然而然之间，西域平定！

务实的文化之政要开创盛世，自然也要为文化上的大一统做出贡献。

汉宣帝令人主持了对五经内容、解释的规范，又对汉隶书进行规范。

然而，汉宣帝一面推崇儒家，一面又下诏：施政用人，办理具体事情，不应托付给俗儒。

当太子以汉家尊儒术为名，建议废除严刑峻法时，汉宣帝又宣称：汉家本是“王霸道杂之，奈和纯任德政”！

显然，宣帝尊儒，是为统一臣民的思想，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儒术的局限性，坚持以务实的方式施政，自己没有被“绕进去”···

这种务实的文化之道，是最有益于实际工作的。

然而，这种文化之道，远没有“焚书坑儒”、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这样热闹，反而给后世的记忆不多了。

人们倾向于记住那些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，那些给历史留下刻骨铭心记忆的大有为之主，那些血脉喷张的金戈铁马。

很遗憾，汉宣帝给不了这些。

汉宣帝总是防范于未然，在波澜不惊间解决问题，自然没有太多挽狂澜于既倒的机会；他总是抓住敌人的软肋，稳稳当当的压垮对手，自然没有那么多热血喷张的大战；他总是力求平衡，顺着规律做事，如同顺流而行，自然不会给历史留下那么多与激流相搏的刻骨铭心了。

这样的汉宣帝，自然在后世的知名度不如秦皇汉武，然而，有这样的领导人，是万民之福！

为什么汉宣帝刘询名气不如汉光武帝刘秀啊？

此说法并不十分准确。汉宣帝的中兴汉室的招牌还是很响亮的。

汉朝文景之治后，经过汉武帝的一番折腾，威信大彰，但也元气大伤，后继者改弦更张，从而有“孝宣之治”（也称“孝宣中兴”），延缓了汉朝的衰落。

“孝宣中兴”的关键人物汉宣帝刘询（原名刘病已），是汉武帝的曾孙，他的一生十分富有传奇色彩，出生不到一年，父亲、母亲、爷爷、奶奶，全部自杀或遇害，他自己则被关进长安监狱，五岁那年才被放出来。就是这样一个“倒霉蛋”，后来却咸鱼大翻身，十八岁时被霍光拥立为帝，终成一代明君。

刘询虽然出身高贵，他爷爷是太子，他老爸是太子的长子，他是太子的长孙，但很不幸，他曾爷爷是雄才大略又长寿的汉武帝。汉武帝到了晚年，老实说是有些昏聩的，猜疑之心也越来越重，竟然听信小人江充的蛊惑，大兴冤狱，把自己的几个儿子、女儿都活活逼死。

在史称“巫蛊之祸”的浩劫中，太子刘据这一脉几乎死绝，就剩了刘询这一颗独苗。襁褓中的刘询虽逃过一劫，却也被关进了长安郡监狱，历经九死一生。所幸有监狱官丙吉（西汉名臣，后来汉宣帝时期的著名宰相）悉心照护，并选择忠厚谨慎的女囚哺育他，幼年的刘询才得已慢慢成长。

刘询五岁那年，汉武帝病重，或许是有心人想斩草除根，于是买通望气者说长安监狱有天子气，汉武帝便派遣亲信郭穣，把京都二十六处官狱中的犯人抄录清楚，不分罪过轻重一律杀掉。

郭穣夜晚抵达长安郡监狱，却见大门紧闭，丙吉在里面说道：“皇曾孙在此。普通人都不能无辜被杀，何况皇上的亲曾孙呢！”丙吉顶着抗旨的大罪一直守到天亮也不许郭穣进入，郭穣只好回去向汉武帝打小报告，并趁机弹劾丙吉。还好，汉武帝并没有完全昏聩，他冷着脸叹息着说：“这是上天让这样做的吧。”不久大赦天下，于是，在丙吉的安排下，刘询得已出狱。丙吉还用自己的钱雇佣保姆继续照顾刘询。

同年，汉武帝驾崩，临终前留下两道遗诏，一道为霍光、上官桀、金日磾封侯，同为辅命大臣；另一道将刘询收养于掖庭，并令宗正著其属籍（录入皇家宗谱）。

此后，刘询慢慢长大，他虽养于掖庭，却常常出行宫外。他屡次在长安诸陵、三辅之间等地游历，深悉民间疾苦。

十八岁那年，在权臣霍光（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弟，与刘询他爷爷刘据勉强也可以算是姨表兄弟）的运作下，刘询终于咸鱼大翻身，登基为帝。霍光死后，刘询逐渐掌握大权，与民更始，励精图治，使得政治清明、社会和谐、经济繁荣、四夷宾服，史称“孝宣中兴”，另有史家称西汉国力在其治下最为强盛。在以制定庙号、谥号严格而著称的西汉一朝，刘询也是四位拥有正式庙号的皇帝之一（刘邦为太祖高皇帝，汉文帝刘恒为太宗，汉武帝刘彻为世宗孝武皇帝，刘询为中宗孝宣皇帝）。